“回望我這一生，每一個足跡都浸透著黨和軍隊的恩澤。”96歲的孫思明說。
微微佝僂著脊背，這位八路軍老戰士像一株飽經霜雪的古松，每挪一步都似在丈量歲月的厚度。枯竹般的手指雖有些發顫，卻執著又熱情地攥著記者的手，指節里仍蘊藏著當年緊握步槍的力道。
1929年11月，孫思明出生在山東臨朐一個貧苦農民家中。“上到小學五年級，鬼子來了就沒法再上學了。”他說，他的人生軌跡也由此改變。
臨朐地處魯中山區，因地理優勢，抗戰爆發后成為八路軍及抗日武裝的重要活動區域。日軍在這里制造過多起慘絕人寰的屠殺。
親眼目睹日軍的暴行后，孫思明毅然選擇參軍報國，成為一名八路軍戰士。
他至今仍清晰記得，那一天“是1944年3月1號，是我一生永遠難忘的好日子”。
當時，已是兒童團員的孫思明和小伙伴們整齊地坐在草地上休息。一個穿著灰色軍裝的大個子走到他們面前，拿著小本子開始點名。點到他的名字時，他馬上站起來立正答到。
大個子問：“愿意參加八路軍打鬼子嗎？”
他大聲地回：“我愿意！”
從此，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孫思明穿上粗布軍裝，從八路軍山東縱隊魯中野戰第一所的看護員做起，走上了一條以醫道為槍的人生道路。
據老人介紹，當時看護員的主要工作是照顧前線負傷轉運下來的傷員。
一次，日軍對根據地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大“掃蕩”。為防止出現意外，孫思明負責的傷員都被秘密轉移到深山老林的山洞和堰墻洞里。他和一個民兵大哥、婦救會的一個大嫂共同照顧3個堰墻洞里藏著的傷員。
“一到兩天就要巡診一次，必須在夜間悄悄進行。”老人說。
白天，他們把巡診需要的水、干糧以及醫療物資全部準備好，一到天黑就背起東西悄然出發。
“最遠的堰墻洞有3里多山路，摸黑走起來很容易摔倒。”老人回憶，“我給傷員換藥時，大嫂就在旁邊拿蠟燭照明。每每看到傷員們的傷口化膿越來越嚴重，有的還因此發起了高燒，我們總是忍不住默默地掉眼淚。”老人說，可傷員們不管傷情有多重，在洞里的日子有多難熬，從不叫苦喊疼，從不落淚。
巡診時還有條嚴格的紀律規定——從洞里拿出的所有垃圾特別是換藥用的敷料，一律打包，謹慎處理，“絕不能隨地亂丟”。
“嚴格規定的背后是慘痛的教訓。”老人低沉地說，一次，因換藥的敷料沒有處理好，被日軍發現，導致醫務人員和傷員都慘遭殺害。
戰爭是殘酷的。“由于日本鬼子的嚴密封鎖，野戰所的醫療物資嚴重匱乏。所里沒有任何檢查儀器，連體溫表、血壓計也沒有。”老人回憶，敷料都是自己用白粗布裁剪制作的，消毒只能用老百姓的蒸籠蒸。
很多傷員因沒能扛住傷情而犧牲了。
“他們都還很年輕，明明能端著槍去打鬼子，卻倒在了缺少藥品治療的后方，太可惜了。”老人說著不停擺手，連連嘆氣。
除作戰負傷的傷員，孫思明所在的野戰所還陸續接收治療一些在頻繁作戰的情況下，因衛生等條件差而患病的官兵。有些人感染了疥瘡，有些因缺乏維生素A患上夜盲癥，喪失了夜間與日軍作戰的能力。
孫思明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傷寒。這種病后期會導致死亡率較高的并發癥腸穿孔。
“病人只能喝流食，不能吃硬食。”老人回憶，他當年護理過的一個病人，偷著吃了硬東西，最終造成腸穿孔犧牲了。
提及往事，孫思明仍心如刀割。
抗戰勝利后，孫思明跟著部隊南征北戰，經歷了淮海戰役的炮火洗禮，邊參加戰斗邊運輸救護傷員。
在血與火的淬煉中他獲得了成長——在槍林彈雨中學習包扎救護。戰友的傷痛激發了他堅韌的意志，鍛造了他救死扶傷的初心。
孫思明說，正是從那時起，他立志要把治病救人的本事學好練精，讓更多的人消除疾患，遠離病痛。
新中國成立后，孫思明系統學習醫學知識，將戰地救護實踐與醫學理論熔鑄一身，成為一名技術精湛、信念堅定的人民軍醫，全身心投入到部隊醫療工作中去，主研項目多次獲軍隊科技進步獎。
“我就是想把當年缺醫少藥的苦，用手術刀刨掉！”這位老軍醫說。
在周圍人看來，孫思明不僅是一名心懷大愛的醫者，更是一位矢志不渝的傳承者。
在熟悉他的醫生朱大成眼里，孫思明離而不休，仍堅守醫療一線，以伏櫪之志發揮余熱20年，直到80歲才真正在家休養；傾力“傳幫帶”，熱心指導年輕人；結合數十載臨床經驗及老年生理特點，編著實用養生手冊，惠澤眾人。
孫思明的老伴叢培芳是1948年投身革命洪流的一名老解放。在老伴眼里，丈夫尤為注重家風傳承與后代教育，時常拿出珍藏的、帶著硝煙印記的立功獎章和證書，向后輩講述那段烽火歲月，講述缺醫少藥的錐心之痛，教導他們要為國家為社會貢獻力量。
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。作為戰爭親歷者，孫思明說：“我就是要讓家人、讓一代代年輕人勿忘國恥，銘記歷史。”
（新華社濟南7月20日電）